譚仲夏提出的這個“假設(shè)”實在有點露骨了，小海聽著，目光發(fā)沉，轉(zhuǎn)過臉來看我一眼。
　　
　　我微微笑了笑，在心里跟自己說沒什么大不了的，本來我的原則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嘛，對付蠢貨有對付蠢貨的辦法，同樣，對付聰明人也有對付聰明人的辦法。
　　
　　不用說，譚仲夏肯定是個聰明人。
　　
　　現(xiàn)在我有點后悔沒多打聽打聽他的底細和來路，只知道從上海調(diào)過來，不知道別的。搞得不好他精通犯罪心理學(xué)，能從任何一個不受意識控制的微表情或者微動作里讀出名堂，所以，在他面前撒謊肯定不明智。
　　
　　唯有把真話當(dāng)假話說，再把假話當(dāng)真話說，真話假話炒成一鍋，才是眼下對付他最好的辦法，亦真亦假，真真假假，你自己分析去。
　　
　　我慢悠悠喝幾口茶，才似笑非笑看譚仲夏幾秒鐘，正色回答他的問題：“如果我想殺人，嗯。我肯定會選擇我恨的，并且是我認為該死的人下手。我會做得滴水不漏，不留一絲痕跡。而且，我還會想辦法說服自己相信，我不曾做過那些事情。”
　　
　　我想這個回答應(yīng)該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將來有一天會主動去殺誰，但譚仲夏給了我個認真想想的機會。我想一定就是這樣，做得干凈利落然后迅速忘記，挺好。
　　
　　譚仲夏死定定地看著我。
　　
　　我臉上浮起笑，笑得有點得意，然后從桌上抓起一支紅色馬克筆，轉(zhuǎn)過身把墻上照片上那些兇手留下的線索一一圈起來，腳印、兇器、大衣、標有廠名和地址的棄尸桶，種種種種。
　　
　　我告訴他說留下這么多亂七八糟故意擾亂警方辦案的線索，絕對不是我的風(fēng)格。而且我是個簡單明了的人，絕不干嘩眾取寵的事，在命案現(xiàn)場取走什么或者留下什么來做身份標識這種，算了吧。還有藝術(shù)感儀式感什么的，呵呵，殺人就殺人，搞那么多花樣，費時費力，真是有病。我這個人連強迫癥都沒有，怎么可能有那種神經(jīng)病。
　　
　　他還是死定定地看著我。
　　
　　我撇撇嘴，表示說完了。
　　
　　然后我聽見白亞豐在那里犯迷糊，喃喃地說：“我還是想不明白兇手為什么要弄得這么復(fù)雜，明擺著都是預(yù)謀殺人嘛，可預(yù)謀殺人這種事，不是越少人知情，對自己來說越安全的嗎？找個沒人的地方，一刀把對方捅死，除了天知地知再就只有兇手自己知道，為什么非要幾個人聯(lián)手？就不怕哪個喝醉酒說漏嘴？或者哪天鬧翻了，大家誰也別有好日子過？”
　　
　　他這一發(fā)問，雖說是把我跟譚仲夏從眼前的尷尬境地里解救了出來，但又把案情推回到最開始我們爭論的地方了。
　　
　　譚仲夏仍舊認為是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反社會人格的危險分子組成了一個犯罪團體，他們把自己當(dāng)成上帝，隨機挑選他們認為有罪但是沒有被人間法律制裁的人來審判、定罪、執(zhí)行死刑。這樣的犯罪團體除非主謀落網(wǎng)，否則絕不會收手。
　　
　　他說他已經(jīng)讓下面的人分頭打聽，看最近有沒有可疑的團體到處行動。
　　
　　而我就是不能茍同他的判斷，仍堅持認定是仇殺。
　　
　　對，那三個死者可能確實互不相識，彼此也沒有交集關(guān)系，但不能排除他們各自的仇人因為某個特殊渠道認識了，組成復(fù)仇聯(lián)盟，進行交換殺人，我替你殺你的仇人，你替他殺他的仇人，他再替我殺我的仇人，這邊在殺人的時候，那邊做好完美的不在場證明，這樣警察追查起來就異常困難，因為與死者有仇的那個，最可能殺人的那個，是有不在場證明的。大家你幫我我?guī)湍?，每個人手上都沾著血，每個人都背著人命官司，彼此制約，固若金湯，誰也不怕誰抖漏出去。
　　
　　好，又僵持住了。
　　
　　而白亞豐，壓根已經(jīng)完全混亂，等我們停下嘴來，他干笑幾聲，揮揮手說：“你們繼續(xù)，我喝會茶先?！?br/>　　
　　譚仲夏走到墻邊，用手指用力點戳“火燒案”現(xiàn)場的照片，說：“要一個人死得萬分痛苦甚至生不如死的方法有很多種。割肉、碎骨，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讓對方活生生餓死，也是一種酷刑。但是為什么，為什么偏偏要選擇燒死？這樁命案的發(fā)生的地點的確有點偏僻，但也不至于說人跡罕至。你燒那么大一把火，火里還有個活人，會掙扎，會亂動，萬一路過個好管嫌事的，不就節(jié)外生枝了？兇手難道連這點風(fēng)險意識都沒有嗎？！”
　　
　　我語塞。